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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往 拾 零
发表日期:2008年2月16日    来源:刘洪阳 口述 刘恰集整理  

写在前面:刘洪阳,原籍偃师邙岭乡申阳村,刘潇然、刘道安均为其兄长。1937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担任申阳村党支部书记,1938年赴延安,曾在延安公学学习,在“延公”高研班结业之后,由组织安排,费尽周折到达敌后抗战前线,参加了新四军,后在新四军和第二野战军中任团政委、军分区政委等职,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历任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四川省计委党组书记、四川省经委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工作部部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及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85年离休。下面选取的就是刘洪阳先生早期革命生涯中的几个片断。在建军8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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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5月,陕公高研班的学习生活结业了。中央组织部决定派我去桃儿沟中组部党训班再学习一期党的组织工作知识,之后再分配工作。是年8月,中组部干部王鹤寿科长(建国后,王曾任国家冶金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等职)找我谈话,要我带一支约三、四十人的青年干部小队,到华中敌后支援新四军作战地区。他说,胡服(刘少奇同志)离开延安去华中局任书记时,曾提出要派一些青年干部去那里支援,特别是做党组织工作的干部,组织决定任命我为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上尉干部队长,并任队党支书,带领近四十人的青干小队去江北敌后新四军苏皖地区工作,这批青年干部由抗大、陕公、党训班等延安各个学校抽调,多授予中尉、少尉军衔。王鹤寿科长认为,到华中敌后的行军路程主要通过河南省境内的“国统区”,而我曾任过家乡党支书,比较熟悉沿途情况,在沿途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可能会更安全到达华中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主要活动地区苏皖边区。中组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等老领导对干部队学员也作了简明的指示,勉励青年干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经受锻炼,参加敌后军政工作,在扩大我军建立游击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成长,作出贡献。全体学员深受鼓舞,斗志昂扬。

1939年夏,国家的政治形势已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因为蒋介石仍坚持消极抗战、积极防共,并制定了限制异党的反动政治方针,阴险反共,制造摩擦,破坏抗日行动,后来被称为抗战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十分险恶。19396月,发生了“平江惨案”。81,延安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庄严演讲。我们也参加了大会,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深知去华中敌后途经国民党统治区,定是一次非常艰难危险的行军。当时,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我方人员的行动常受到国民党军政的诸多刁难,不时发生对方擅自扣押我们来往人员的事件。

我们的队伍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是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大卡车车队之一,到西安这一路有八路军派出押车的一位指挥官负责应对沿途国军的不时盘问,还算顺利地抵达了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打招呼说,近来国民党派出监视我们的军警特务增加不少,没有特别要事,不要外出逛街。当时西安的反共逆流已相当严重,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我们马上进入了战斗式工作心态。

从西安到华中敌后这段路程将不再有专门的领导人带队,以后将全靠我们自己了。这一路上不知要闯过多少道怀有反共敌意的国统区军警的关卡——这一切,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尉官们还真是心中无数。但是,大家有一个共识,既然党中央在这种形势下选派我们到华中敌后新四军去工作,这是党赋予的高度信任和光荣战斗任务,我们的斗志是很高昂的。出发前,我们党支部经过讨论,拟定了应对的预案,大家信心更高了,相信沿途地下党组织能够给予我们有利的指点和帮助,我们在党中央身边学到的知识,应能发挥付诸实践了。我们想起了在延安学到的岳飞的《满江红》,大家激昂地唱了起来,大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赴汤蹈火之气势,这激起了我们同仇敌忾的抗战豪情,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和信心。全支部38位同志坚信我们一定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到华中敌后新四军活动地区,到抗日前线,到党最需要的地区去。

从西安出发,乘火车到洛阳,那里有八路军(18集团军)的办事处。我们估计,洛阳是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总司令部所在地,“限共反共”的暗中部署可能还要超过西安。洛阳火车站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对西安和河北方向来的八路军和中共人员的盘查必定更严。遂决定在离洛阳东站西的一小站提前下车,步行绕道洛阳南门进城。黄昏时,我们顺利到达办事处,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河南省省委机关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在办事处的公开机构掩护下工作。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胡服同志(即刘少奇)不久前在豫西开会,现已在赴华中的途中,他走时曾交代,随后会有延安派出的一批支援敌后新四军的青年干部跟上来,望省委给沿途的地方党组织打招呼予以协助。少奇同志还同意省委可以根据需要,从中选留几位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这位负责人说豫西很缺地下党干部,他认为我应留在豫西搞地下党的工作。我表示,中组部指定我带队去华中敌后地区,我不愿意走到家门口就留下,希望省委让我继续行程带队去华中地区。省委领导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另选留了小闫等几位同志留在了河南工作。

我们休整了两天再次上路。按省委安排,我们下一步的目的地是确山县(现驻马店)的竹沟新四军(老八团)留守处。省委领导嘱咐,须警惕沿途各县国民党军政单位搞限共反共的摩擦行动。为了安全,我们的组织关系由省委另派专门的交通员负责转送。我们这只小队伍要注意机动应付“国军”的盘查,防止刁难。离开洛阳后,我们采用了一点“游击战术”,绕开县城和有国民党驻军或保安队驻地的大集镇,尽量赶夜路,宿偏僻乡村。路途中,有几个宿营地我们也几曾遇到当地“国军”“民团”的猜疑,他们有些士兵对“十八集团军”是否是“八路”和“新四军”还弄不清。他们一显猜疑,我们就趁其刚要报告上级的间隙迅速动身连夜急行军,脱离险地。就这样避免了多次危险。

到了竹沟办事处,总算可以稍事休整几天。可是,当时的“摩擦”形势已很严峻,更糟糕的是,我竟然在此时打起摆子来(疟疾),这种疾病在我们北方从没见过。发病突然,还很严重,连续三天高烧,我几近昏迷。醒来时,听我们的党支委老沈讲,因为此间局势紧张,办事处已派交通员带领我们干部队的大多数同志去皖东办事处了,这里仅留下五个同志,等待我病情好转后随即赶往六安县新四军办事处。好在年轻,我吃过几碗汤药后止住了打摆子。两天后,我不等康复就和大家一起出发急急追赶大队而去。

有地下党派一交通员带路,依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深夜里,我们得能跨过平汉路封锁线,开始进入大别山区六安县境内。六安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名为“立煌县”。卫立煌是国民党上将,在“剿共”内战中攻占了大别山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六安县,国民党更此县名给予其表扬纪念(卫在抗战时担任第X战区总司令)。红军转移后,六安县拥共群众曾遭受卫立煌部队的严重摧残。当我们这一小队十八集团军的军人进入老苏区时,已近黄昏。我们本打算找一小村子宿营。待翌日一早再继续行军到六十里外的新四军办事处。不料,一连去了两三个村子,老百姓都面露难色。我们向他们说明,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和新四军,也就是当年的红军部队改编的抗日军。我们解释只在此过夜,明日即赶往新四军办事处。可是,由于红军走后数年来,这里遭到蒋军残酷镇压,剩余下来的百姓惊惧犹存,而蒋军还不时下乡突检,村民都不敢留宿共党分子和新四军的人。一位老乡悄悄跟我们道出实情,还说他家就有人跟红军走了,也有人被蒋军惨杀,这一带的村庄都不敢留宿我们的。不过他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找到60里外的新四军的办事处。这样,我们当然只能继续连夜赶路。清晨,我们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办事处驻地,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一情况也提醒了我们,抗日统一战线下的老苏区,处于蒋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的苦难是多么沉重;敌后新四军在蒋军限共反共的险恶环境下开展抗战斗争,又是多么复杂、艰巨。是的,现在我们真的已开始进入敌后的战斗环境中!

到了六安县乡下的新四军办事处,大家都感到轻松多了。自离开延安,我们都是行军赶路,避开了国民党政府和蒋军驻地的各个县城大镇,专走偏僻村,保持高度警惕,常走夜路,住宿乡村,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现在就如回到家里,自然是如释重负。办事处负责同志介绍情况说,因为近来蒋军对我们的摩擦加剧,鉴于“平江惨案”的严重教训,办事处已接上级通知马上就要转移,我们只能休息一天,之后他们派交通员伴送我们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是时,江北指挥部在巢湖一带的庐江地区活动,没有比较固定的驻地,还没有建立起游击根据地。

金秋时节,9月中,我们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找到了江北指挥部驻地。我作为这只小小干部队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总算完成了党中央组织部和总部交付的任务。全队38个人都得到了党组织的接受,走上了工作岗位。沿途没有一个人离队。

江北指挥部和蔼可亲的张云逸大将和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小伙子”慰问有加。邓说,胡服同志(刘少奇)前天过路东去了,走前还说过,延安来的一批青年干部应该快到了,很表关心。随后,在指挥部直属机关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干部小队,不远千里,不畏艰险,穿越凶险的国统区,胜利到达了江北敌后,使新四军增添新生干部力量,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极大关怀;延安来的干部队的同志们的抗战热情以及胜利完成党的任务,来到长江边上的抗日前线,很值得欢迎,应给以表扬,他们这支干部队表现出色,称得起是一支战斗机。军队首长的鼓励,使我们这些学生新兵深受感动。

“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终于到达敌后抗战前线,开始成为新四军的战斗员,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离开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后不久,193911月,国民党特务和军队一千八百余人突袭了我们留守竹沟的伤员和家属,共有二百余人遭屠,是为国民党制造的又一个震惊中外的屠杀新四军抗战人士的大惨案——竹沟惨案。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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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被分配到新组建的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新四军之前已有四个支队,军长是叶挺。第一支队长陈毅,副支队长为粟裕。当时二、三支队都还在江南活动。江北指挥部属有第四、第五支队两支主力及若干县的武装。五支队的主力团即豫南红军号称“老八团”的部队,由确山县竹沟一带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五支队司令员就是赫赫有名的罗炳辉将军,他是江西苏区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征时担任红五军团司令员。在延安养病稍好一点,即赴华中江北指挥部组建起第五支队。1939年秋,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抗日前线战斗。当时皖中一带属于国民党五战区指挥的桂系军队李仙洲集团军防区。在蒋介石“限共”方针的命令下,淮南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在日顽夹击中,形势日益紧张。由于张云逸将军和邓子恢主任熟悉桂军情况,统战工作运筹得当,使得皖中地区新四军尚未发生较大的摩擦冲突。只是大势已趋于紧张,中央军委和总部审时度势,指示路西我军有步骤地进行战略转移。江北指挥部主力东进津浦路东苏皖淮南地区,既可给予日伪军更大打击,又可避免在路西与桂军发生较多摩擦,以利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罗炳辉将军授命统率五支队先行开路,东进路东敌后开辟新区,建立淮南根据地。东进的一大关是越过日伪控制的津浦铁路。因距离日伪大本营南京很近,敌人护路重兵驻扎,碉堡密布。我军要进行百里行军乘夜穿过铁路。不巧的是,就在部队出发前两天,我打摆子的病再次复发。首长安排我和一些伤病员一起跟卫生队留守,过一段时间再过路东去。我坚决申请要随大部队行军。因为我感觉吃药后病已有所好转,而且这种“摆子”病多在每日中午发热发冷一阵,申酉时刻以后就会好些,这次行军战斗都在夜里,我坚持自己能跟上大队。罗司令员知道这事后同意了我随队行军的请求,为照顾我是病号,他要我骑上他的骡子过铁路。我知道罗司令身躯特壮特胖,行军打仗一直要靠三匹大骡子换骑。一般的战马,即使是缴获的日本高头大马都承载不远。将军本来就是刚刚病愈来到敌后,此番东进关系重大,保证将军坐骑,可是大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骑坐司令的备骑的。部队在黄昏前集合时,战友们给我找来一根木棍,我下定决心走路,不能连累大家。

没想到罗司令得知我坚决拒骑骡子后,竟然大声斥责道:“过封锁线可能会发生战斗,部队快速通过一个也不掉队,就是胜利。你如跟不上队伍就要影响大局。我命令你,立即骑上这匹青骡子!”既然这样,“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道理我是知道的,同志们不由分说把我托上了骡背。夜色茫茫中部队出发了。我看到罗司令高大的身躯跨上他那匹主骑赤骡,带领骑兵匆匆跟进尖兵部队去了。将军深厚的爱兵思想,革命军队中亲切的官兵关系,竟是如此感人,这给我这个新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其实,这种领导作风、官兵关系是我们革命军队一贯的优良传统。

深夜,部队进入了津浦路全椒以南阵地埋伏,等到巡逻的敌人机车远去后,支队部迅速地通过了封锁线。这期间,我们看到罗司令员一直站在铁路中间,不停催促着队伍“跟上”。待部队全都通过以后将军出人意料地拔出左轮枪,朝天鸣枪多发,然后才和警卫人员走下路轨,飞骑奔向先头部队而去。后来听老兵说,司令鸣枪,对自己的新兵可增强战斗意识加快行军,同时也是对敌人的警告:新四军主力东进了,先声夺人,起到威慑作用。

19411月,发生了抗战中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八千余人遭蒋介石突袭,覆没。军长叶挺被俘,军政治委员、党中央中南局书记项英被害。全国国统区及敌后的反共高潮愈演愈烈。党中央、中央军委很快宣布决定,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和江北指挥部基础上组建起新的新四军军部领导机关和中央华中局领导机关,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军参谋长(原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刘少奇任军政治委员(党内为华中局书记),邓子恢为军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委。新四军各支队新编成七个师的大军。江北指挥部司令部和政治部就成为新的军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组成基础。这样,我在政治部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动,担任了部队巡视工作组组长新职。

是年5月,在豫苏皖边区孤军奋战的彭雪枫将军的部队,及新四军六支队撤出淮北路西地区,转进到津浦路东洪泽湖畔淮北地区。六支队重新整编,组成新四军第四师。奉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指定华中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委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为代表,到淮北新四军四师进行慰问,了解、帮助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整顿、建设。同时还了解帮助解决淮北地区军中及地方泗阳县在“肃反肃托”中搞扩大化的问题。新四军政治部组成保卫(锄奸)部长梁国斌、组织部长张凯为首的军巡视团。我担任巡视工作组组长,先行随邓子恢主任前往淮北四师工作。跟随邓子恢主任去淮北,一路上他除了和沿途军队领导人谈话,传达中央和军分委有关工作指示外,还特别注意了解地方工作,每到一地宿营,他就指派我们巡视了解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及抗日民兵组织活动情况,随后听取我们的汇报,然后就在会见当地军政领导时谈及有关问题,言之有物,针对性强。他这种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给了我们很生动的启发教育。邓子恢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南方享有“群众运动专家”的美称,当时与澎湃齐名。在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时,他就是中央财政部长,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我们巡视工作组的几位青年同志跟着他学作调研工作,干劲十足。当我们渡过淮河,来到新开辟的淮宝地区,洪泽湖南的大集镇高良涧时,邓主任说,要在此停留几天,布置淮宝地区建政、建党、扩军及开展洪泽湖上游击战,以保障湖之南北水上交通等工作问题。他指示我组要重点调研渔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组织湖上船民游击队等有关情况,要求每天晚饭前向他汇报。淮宝是水网地区,洪泽渔民船民和水上游击战等对我这个北方“旱鸭子”来说,可真够新鲜的。好在邓老在听取汇报时,都指点得很具体,还几次给以工作表扬。我们巡视组有两个安徽、江苏的同志,这样,就克服了和当地老乡交谈时的语言障碍。

在淮宝停留期间,邓子恢主任接到延安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机要员送邓老阅读时,我正在向他汇报工作。他阅后便对我们几个在跟前的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要我到四师担任政委的工作,看来此去淮北,是不能很快再回淮南了。你们巡视组的同志,到四师完成工作任务后,再考虑回苏北军部吧!

邓主任和我们随行人员在一个夜晚搭乘渔船船队,渡湖北上新四军四师师部驻地泗县县城。淮宝驻军新四军二师五旅派出部队护送我们渡湖。当年,日军主要据点在湖南岸盱眙县城,每天都要派出巡逻艇巡游。我们的部队因事先作了周密部署,派出诱敌渔船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四师也派出一只水兵队接应,我们得能飞渡洪泽,顺利抵达湖北岸的米城镇,受到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等的热烈欢迎。我有幸初识这位名扬中原的彭师长,感到他英姿勃勃,十分亲切近人。

在邓子恢主任亲自布置下,军巡视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了解地方和部队中进行的肃托工作状况。然而刚到不久,日伪军又发动了对新四军淮北地区的清剿扫荡。经过33个日夜的连续战斗,终于取得了反扫荡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根据地。我们在这场艰巨的战斗中,领略到了彭雪枫师长和邓子恢政委亲密合作,从容指挥军民团结,淮河南北我军紧密配合作战的高明的领导艺术。

淮北反扫荡胜利后,军政巡视工作团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分析,提出了军队及淮北泗阳县肃反运动的平反建议,经师、军和区党委审定并经中央批示后,军巡团工作宣告结束。

19418月,组织上要我留在四师工作,并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干部科科长。我虽然很怀念淮南和军部的很多战友,但还是欣然接受了新的任务。

 

           (责任编辑  李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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